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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互联网+”背景下网约车行政许可的存与废

作为“互联网+便捷交通”代表的网约车，其合法性仍存争议。网约车大致有以下三种模式：一是仅利用网络约车平台的出租车；二是“专车”和“快车”；三是“顺风车”。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，仅利用网络约车平台的出租车和“顺风车”是合法的，而“专车”和“快车”的合法性存疑。为此，网络约车平台、政府和学者们选择了不同的路径，尝试赋予“专车”和“快车”合法性。

为规避行政许可，网络约车平台创造了车辆由汽车租赁公司提供，司机由劳务派遣公司派出，通过网络约车平台整合为乘客提供客运服务的“四方协议”。随后，“四方协议”衍变成所谓的假“四方协议”，即私家车主先在网络约车平台注册，把本人和所有的车辆接入平台，平台再让司机成为合作劳务派遣公司的签约司机，并将车辆挂靠在合作汽车租赁公司名下。总的而言，前者一般被认为是合法模式（除广州市外），后者则为非法模式。政府通过制定《征求意见稿》设定网络车“新”行政许可，认为“专车”和“快车”只要取得了行政许可，即可合法营运。学者们认为，网络约车平台利用“互联网+”的信息优势，可自律管理车辆和司机，无需通过行政许可限制网约车的准入。

网络约车平台的“四方协议”是过渡性产物，也制造出更多的法律混乱。政府在上位法没有跟进的情况下，通过制定《征求意见稿》设定网络车“新”行政许可，既不符合“互联网+”的特点，也存在合法性缺陷。网络约车平台的自律管理替代行政许可，成为赋予“专车”和“快车”合法性的可行办法。

全文共7449字。

主要创新观点：

    1.围绕三大核心问题展开论述。本文紧紧围绕前后逻辑衔接的三个问题进行论述，并根据前一问题的结论，动态修改下一问题。如得出“仅利用网络约车平台的出租车和‘顺风车’合法，‘专车’和‘快车’的合法性存疑”的结论，第二个问题衍变为“若‘专车’和‘快车’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违法，有无赋予其合法性的办法？”

2.将网约车分为三种模式论述其合法性。本文并没有单就网约车这一笼统的概念进行分析，而是分为仅利用网络约车平台的出租车、“专车”（“快车”）和“顺风车”三种模式，分别论述其合法性，并将合法性存疑的“专车”（“快车”）作为研究的核心。

3.无论是“互联网+”还是网约车，均是近年来的新生事物，本文所引用的文章、数据、法规和案例基本是2015和2016年度的。如作为论述依据的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、《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“互联网+”行动的指导意见》和《互联网专车服务管理及乘客保障标准》都是2015年最新颁布的。

4.针对交通运输部制定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设定网约车“新”行政许可的两大理由，本文予以反驳。该办法多处违法增加了行政许可的条件，违反了《立法法》的规定，且认定网约车损害公共利益的依据不够充分。